文集

天无绝人之路。

── 维·格雷（Wavy Gravy）

我们都曾见到过这一幕：志愿者们贡献他们的力量。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解决饮食、居住、交通、安全等各方面的社会问题，提出各种富有创意和灵感的方案。人们通力合作，修补着社会这张大网的破损之处。当天灾人祸打乱我们所处的系统时，社会为混乱所主宰。在此后的几分钟、几小时、几天内，人们手足无措。所能信靠的，惟有人类的智慧、毅力和我们共同拥有的人性。

我们常用“混乱”来形容受灾地区。当我们说当代生活处于混乱时，并不是这个意味。我们用“混乱”来形容当代生活异常复杂而变化迅速——与过去相比，甚至与并不遥远的过去相比。当然，生活从来就没有简单过。但事实说明，在当代，有多得多的因素在相互作用与影响：生活在深圳和班加罗尔（Bangalore）的人们，其日常行为将快速、直接地影响到从威奇塔（Wichita）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从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到悉尼（Sydney）的居民；而不管计划得多么周密，美国那些肆无忌惮的贷款者和草率粗心的借款人，都能够引发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灾难。复杂性正是源于这种实在的影响及其巨大规模。新事物在不断出现，而系统化地运用现有知识以形成新知识、用创新的思维进行创新、以及运用信息以获得更多信息，更是在广泛普及。知识将年复一年推陈出新。别忘了，从互联网的出现到现在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

有这样两个特点，使得当代生活在某些重要的意义上来说，颇象一场慢镜头播放着的灾难片：第一、全球范围内人类行为的相互依存，第二、人类的创新在系统化的加速。正是这种不可预知性，使得建立一个系统，一个剥夺了人类本已胜任的能力系统，是不智之举。这些能力包括：观察、思考、创新、适应、讨论、学习、重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很多系统呈现出松散的、以人为中心的模式：从脱离了享利•福特（Henry Ford）高度结构化生产模型的丰田生产体系，到由AT&T脱胎换骨而来的因特网，进而再到维基百科（Wikipedia）随时随地、渐进性地积累人类知识。这种积累方式，直到最近仍被人们认为太混乱而难以生效，有很多人甚至今天依然这样认为。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通过使工作人性化，能够使系统更好地运作。

走向现代化

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并不轻松。火车和飞机、电报和电话，所有这些把人们带进同一个互为因果关系的空间。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对这种日益增加的复杂性的解决方案是强化组织的角色，优化系统的设计。在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这种思维方式带来了更加复杂的管理系统，包括明确的角色和职责定义，职权、沟通和控制职能的划分。

在商业方面，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rick Taylor）的“科学管理”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之后更体现在亨利·福特的装配线上。科学管理的宏愿是把要完成的事情定义到每一个细枝末节，进而通过监督和奖励予以强制实施。最终的结果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技术－－装配线。这一想法是为了要消除人为错误和由于情况变化导致的变数。对于后者，是通过让人对系统不需要思考来实现。这就中和了人工操作的可变性。查理·卓别林（Chalie Chaplin）在《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塑造的装配线工人的角色，是对那个时代和对人性磨灭的最鲜明写照。

与此同时，我们的政府变得越来越集权和官僚化。虽然不如本世纪中叶的集权状态那样野蛮，但建立由专家设计，实施监督和控制的做法却越来越普遍。其目的在于限制人类的贪婪、防止人为的错误和未知因素。这源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后建立起来、极为成功的官僚行政体系；脱胎于把欧洲从二战造成的物资匮乏泥沼中拯救出来的马歇尔计划；并帮助日本工业复苏。在技术方面也是如此，我们从AT&T电话系统、IBM大型主机这些本世纪中叶的奇迹中也能看到复杂系统的影子。在历史的某个时期，这种被高度管理的复杂系统显示了其高效，让当时的竞争模式彻底束手无策：从田纳西河流管理局到伴侣号（Sputnik）人造卫星，从沃森（Thomas Watson）的IBM到通用汽车。然而，今天反观这些典范，他们这种必然的成功却预示其代表的信仰一定会消亡。

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指令控制系统的局限性，一种新的方法出现了；但最终证明它只是系统设计完美化的退变，而非放弃。这种设计仍旧排斥了人性的大部分。在这种系统中，代替了计划和控制的是完美市场的神话。它极度简化了人的本性，而是运用数学模型，去描述人类自私、理性的行为；去描述只关注自身利益的人类，如何面对多样化的世界。这一方法被广泛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直到今天。然而，请看运用市场理论对下述问题的经典分析：为什么人们会使用或不使用避孕套呢？“不安全的性行为对女性或男性带来的预期效益（Expected Utility,EU）等于不安全的性行为的好处(Benefit，B)减去它的预期成本（Costs, C），即 EUm=B-C(1-Pm)(Pf),和EUf=B-C(1-Pf)(Pm)”。（译者注：m,f角标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难道从这么“宝贵”的分析中，你能了解任何关于人性的欲望、鲁莽、和无助么？难道能够减缓艾滋病的传播么？如果要维持完美市场论的完美，只有通过臆造这种极其空泛的关于人性的模型，臆造这种唯经济有效曲线适从的模型，并且忽略掉任何不能通过价格表述的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如同官僚政治，完美市场也取得过成功。但同样，它作为人类系统设计方法的局限性也日益明了。

工作、信任和游戏

完美的定价需要完美的信息。完美的信息原本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在一个持续快速变化、拥有复杂的全球交互的世界里，这更变得象一场渐渐远去的梦。取而代之，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渐远离控制或者完美定价机制的系统的崛起。这并非没有控制，也并非没有市场，也不是说用来协调人类行为的哪一种方法将会消失。这些在管理之下的系统，日益与松散的组织结构相互交织，利用内在的激励机制和社会关系，吸引和聚集更丰富的人类贡献。硅谷公司的着装风格和娱乐文化，比如Google员工每周可以有一天时间去实现任何他们喜欢的想法。这不会使这个美国最具创造力的地区成为一个游乐场，也不是以牺牲生产力为代价让员工满意，反而使得人和社会更加投身于创新－－这一从长远来看，唯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维基百科使得除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外的所有商业百科全书黯然失色。它不是依靠巨额的IPO，也没有雇佣最聪明的员工，只是建立了一个开放、富有吸引力的机制，让人们一起学习，追求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复杂、不可预测的世界中，这个结合了人类个体、学习和适应性的系统，与管理之下的系统是迥然不同的。这种不同就象全新的丰田模式与大众汽车的不同，或是互联网与AT&T的不同那样。新系统的标志是：（a）对权威的定位，相对于系统边缘元素的能动力；感知环境、发现机会和挑战、做出回应的能力恰恰存在于边缘（b）对人性的强调：互信、合作、判断和洞察力；（c）交流是永恒的主题；（d）松散耦合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对象和进程之间的规则和依赖性的联系都不紧密；行为和交互可以通过多个系统同时发生；容许失败、调整；可以重定向以适应变化和进行学习；或是从一个系统转变为另一个系统去寻求解决方案。

请首先思考一下，丰田汽车的模式是如何战胜泰勒和福特的。泰勒模式是这样一种典型：它试图去度量和定义生产系统中所有的人力和资源。科学管理的宏愿是建立一个单一、完整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所有与人有关的变量（这些是怠工、人为错误的根源）能够被分离出来并加以控制。福特模式继承了这种愿景，把管理知识嵌入到了由大量严格的任务明细和规则指导的技术平台－－流水线。而与之相比，在丰田生产方式中，角色分工要少得多，角色定义也更模糊；团队中的每个成员均可执行所有的任务；他们受到鼓励去尝试、提高，允许他们失败、并进一步适应。而最为首要的是沟通。这样的系统是基于信任与合作。企业通过管理控制系统进行管理，但同时通过团队合作和基于信任的社会合作机制体现其功能。甚至有超越丰田模式，更松散耦合的体系，比如台湾的ODM制造商。

再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系统的另一个代表－－互联网。恰恰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本书才得以问世。我们会将之与全盛时期AT&T的设计理念加以比较。与互联网不同，AT&T的网络是被充分管理的。上世纪中叶，该公司甚至拥有对网络最终端的电话机的所有权，甚至争论是否需要禁止顾客将未经授权的电话连接到系统。（表面上，这是为了确保网络功能正常和了解用户行为。实际上它的作用是排斥竞争对手，而与上述两个目的毫无关系。）这一做法确实产生了收益。但是任何有意义的技术创新都需要管理层的批准，并需要对整个网络进行重构。而反观互联网，从设计之初，就把通用性作为最高要求。网络硬件只是根据标准化的寻址信息来分发数据包。数据处理工作，比如把个人通讯（一封信或者一首歌，一个视频或是一个软件）分解成数据包，则是由互联网的周边设备来完成的。这些周边设备就是每个用户的计算机。互联网带来了令人惊叹的高速创新，这一点有目共睹。但同时也造成了网络安全性的某些漏洞。

这些漏洞导致人们开始争论是否需要一个新系统来管理互联网。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对互联网上信任和安全的质疑，恰恰起因于这个网络最初的设计者之间多少存在相互信任。因此有关网络安全的责任，被从网络本身，转移给了网络边缘的节点。当互联网发展起来，用户变得形形色色，信任（对于系统中的个体是合格的、无害的，或者至少是真诚的）下降了。这种下将带来了这样一种观点：通过“可信计算（Trusted Computing）”，在技术系统中植入安全机制。不只是在它的核心网络元素中，而且在它的周边设备中。比如说，一台“可信任的计算机”将不会运行它的主人想要运行的程序或文档，除非它已经从其他地方得到了授权：可能是版权所有者，反病毒公司，或者雇主。这被认为是阻止版权侵害、防止系统瘫痪、和保证公司安全的最有效的方法（这是实施此类系统的主要原因）。这样的“可信计算”模式完全违反了与互联网以人为中心、松散耦合的设计理念。一反让位于终端的个人来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这样的系统种植的信念是：机器或技术系统是可信任的，而他们的使用者－－人类，是恶意或无能的，或者二者兼备。

人类重新介入

泰勒模式（Taylorism）、AT&T的贝尔体系（Bell system）和信任计算都在试图去除人的个体因素，并代之以设计完备、紧密结合的系统。即利用系统的规范和规定控制和指导人的操作和学习。在这些系统中，人的自主性、学习、交流和适应性即使没有被清除，也被降到最低。系统的知识来自外界、来自设计者和初始设计，来自于本身不受系统约束的管理者或系统设计者对系统性能的观测。相反，松散耦合的系统坚决摒弃了这种等级的控制，而是为人类自主性、试验、失败、交流、学习和适应提供空间。松散结合是新系统的核心。这种系统设计的特征便是为人类自主性提供空间，而对系统自身的许可或者限制则相对弱化。系统设计师，为人类自主性创建了一块领地，承认设计和计划的局限性，并相信通过系统中个体的自主活动，系统能够逐渐学习并完善。

随着现代生活日益错综复杂，我们需要在系统设计中重新植入人的因素。必须将我们的灵魂放回系统内部。如果多年的人工智能研究给了我们启示，那就是带给人类真知灼见的事物往往无法复制和组织。位于这些新系统中心的是能够进行判断、尝试、学习和适应的人。但是允许人类自主性的同时，也要为人类的缺陷提供空间。虽然这种理念与 20 世纪的主流系统设计截然不同，我们现在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建造一个新的系统。它支持人类的社会性——考虑别人及其需求的能力，选择与社会利益一致的目标而不是利己主义的能力。未来的挑战在于怎样建造一个系统，它允许我们最大限度地进行探索、试验、学习和交流。这样才能够促进合作，并使得人类扬长避短。在这个网络信息经济时代，许多社会化生产合作的人类实践，如自由软件、维基百科、创作共享（Creative Commons）向我们提供了真实的证据:以人为核心的系统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成长壮大，正如创造这些系统的人类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成长壮大一样。